在参与辛亥革命的僧人中，太虚是一个极特殊的例子。太虚除参与政治性的革命活动外，还将革命精神贯彻到他一生所倾力的佛教改革事业上。据他自述：“偶然的关系，我与许多种的革命人物思想接近了，遂于佛教燃起了革命热情，在辛亥革命的侠情朝气中，提出了‘教理（学理）革命，僧制（组织）革命，寺产（财产）革命’的口号。”

　　“由君宪而国民革命，而社会革命，而无政府主义”政治思想的产生

　　释太虚（1889—1947年），浙江崇德（今并入浙江省桐乡市）人，俗姓吕，名淦森，法名唯心，号太虚。太虚法师以倡导人间佛教而著称，堪称近代高僧，后世尊称他为“太虚大师”。

　　1908至1909年间，太虚因受好友华山的影响，阅读了康有为的《大同书》、谭嗣同的《仁学》、严复的《天演论》和《群学肆言》、章太炎的《告佛子书》和《告白衣书》，并接触到吴稚晖、张继等在巴黎所出的《新世纪》中介绍的有关托尔斯泰、克鲁泡特金之学说，而有以“佛学救世之宏愿”，“一转先之超俗入真而为回真向俗”。

　　1910年正月，太虚应革命僧人栖云之邀，来到广州浮印寺。栖云每天与清末革命党人来往，畅谈革命局势。太虚一方面住居僧寺，宣扬佛学，发表诗文，与官绅学界士大夫交游；另一方面，又因栖云之故，也结交了诸多革命党人，常参与各种秘密集会。太虚说：“令我煅炼敢以入魔、敢以入险的勇气豪胆者，亦由于此。”可见革命党人对太虚的影响之大。太虚在广州结交的潘达微、莫纪彭、梁尚同等人，大多是新闻记者，他们的思想比较倾向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，常常提供托尔斯泰、巴枯宁、蒲鲁东、克鲁泡特金等人的译作给太虚。其间，太虚还读到章太炎的《建立宗教论》、《五无论》、《俱分进化论》等，乃有“由君宪而国民革命，而社会革命，而无政府主义”政治思想之产生。

　　1911年3月29日，广州之役爆发，革命党人殉难者皆葬于黄花岗。太虚哀之，作七言古体诗《吊黄花岗》，其初四句云：“南粤城里起战争，隆隆炮声惊天地！为复民权死亦生，大书特书一烈字。”同年4月，太虚因广州革命失败，急退白云山双溪寺。当时，清军彻查革命党人甚急，栖云被捕。清军于栖云处得太虚的《吊黄花岗》诗，以为太虚还担任双溪寺住持，发兵围困白云山。实际上，太虚匿居于好友潘达微之平民报馆中。太虚的《吊黄花岗》曾刊载于粤、港、沪各报，有以“阿弥陀佛的革命”作标题者。太虚因只有一首诗之嫌，别无其他物证，清乡督办江孔殷曾与太虚以诗相契，大力为其向粤督张鸣岐开脱，加上汪萃伯、盛季莹等官绅为之疏解，太虚得以从容离粤返沪。

　　政治革命与佛教革命同时进行

　　辛亥革命前，太虚对于佛教改进的思想随着革命情势发展而发展：怎样根据佛教真理，以适应现代的国家和社会，使衰颓的佛教复兴起来？辛亥革命后，受到革命形势的鼓舞和革命精神的激发，太虚以佛法救世的宏愿喷涌而出，不可抑制。1912年，太虚与仁山等僧众在江苏镇江金山寺召开佛教协进会成立会，“大闹金山”，震动佛教界。近代著名佛教大思想家印顺法师曾说：“金山兴学，固出自仁山主谋；而大师（指太虚）当时，实以革命手段出之者。”这也难怪时人会将太虚和章太炎合称为革命党的“二太”。

　　当时的佛教界，有太虚领导的佛教协进会及寄禅（八指头陀）领导的中华佛教总会，各省占寺夺产之风甚盛，道阶为北京法源寺住持，邀寄禅赴北京。值内政部有调拨寺产之议，寄禅力争，回法源寺而殁。上海各界在静安寺召开寄禅追悼会，太虚在会上宣说佛教协进会要旨，演说佛教的学理革命、财产革命与组织革命，以抒悲愤。《佛学丛报》发文抨击，太虚作《敢问佛学丛报》以驳难，亦为辛亥革命中佛教波澜的尾声。

　　太虚对中国传统佛教有不满的宣示，这和他曾经从事革命活动的经历大有关系。太虚提出佛教的3种革命：一是教理革命。太虚认为今后佛教应多注意现生的问题，“应用为研究宇宙人生真相以指导世界人类向上发达而进步”。二是教制革命。“关于佛教组织，应改善僧制”。三是教产革命。“寺院财产要成为十方僧众公有的十方僧物，以为供养有德长老、培育青年僧才及兴办佛教各种教务之用”。太虚所提出的佛教的3种革命是近代佛教史上的一项创举，对之后佛教的发展极具开创意义。

　　太虚在近代中国与中国佛教中，确乎是有过一番革命言论与行动的，所以一般人常称他为“革命和尚”。1914年9月，太虚到浙江普陀山闭关。从政治革命的立场说，他是离开了革命；但从他自己的立场说，他并不稍移其“以佛法救世的立场，只觉中国政治革命后，中国佛教也需经过革命而已”。对于太虚来说，政治革命与佛教革命，不是背道而驰的两件事。

　　由于“革命和尚”释太虚在佛教界推动的影响，以及日后革命风潮的激励，许多佛教刊物也加入了宣扬革命的行列。如出版于1926年2月的《楞严特刊》第2期，在封面上就有如下口号：“革命是佛的素志！”“自由平等是佛的主义！”第12期的口号为：“打倒反对佛非宗教者！”“扫除佛的宗教贼！”“颠覆宗教式的组合！”第13期的《武汉解放被压僧尼运动执行委员会宣言》中强调，“僧尼处现今时代，要是完全不耕而食，不织而衣，不工而居，不学而得安乐，不革命而享幸福，无论神通如何广大，佛法如何妙好，总是难使人信仰。”另外，《武汉佛化新青年会对于中国佛教革新宣言》中也说：“现在20世纪，是大革命的时代，宗教也是要彻底革命的！而佛教也是要彻底革命的！如何革法呢？就是要推翻三千年的帝国式、宗教式、偶像式、迷信式，虚伪粉饰的旧佛教，而开大乘方便的新佛化！推翻三千年帮助皇帝、王公大臣、军阀、贵族、资本阶级，宣扬公德的旧佛教，而开平民社会作工作农、和合无争、统理大众、一切无碍的大乘方便新佛化……”

　　北伐期间，革命风潮盛行，尤其在1927年国共分裂后，革命气氛仍极浓厚，所以僧众也觉得有革命的需要。曾受过僧伽教育的僧众都以为：佛教不革命就不能适存。可是只有空论而无系统的组织行动，甚至出现了离开佛教立场，革掉佛教整个生命的思想；也有认为佛教没有办法，随着旧势力而意志消沉的。当时太虚写了一篇关于革命僧的训辞，认为：“中国的佛教革命，决不能抛弃有二千年历史为背景的僧寺，若抛弃了僧寺以言广泛的学术化、社会化的佛教革命，则如抛弃了民族主义而言世界革命一样危险。”

　　此后的20年间，太虚游历于各地之间，积极推进人间佛教思想。1947年，太虚于上海玉佛寺圆寂，荼毗后得舍利子300余颗。